在80年代，华中师大中文系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《中国当代文学》，但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材料欠新。这次由王庆生主编、王又平和李逸涛副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》（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）改写本，将下限延伸到90年代中期，使读者对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有了进一步认识；并把三卷本压缩为两卷本，在材料取舍上显得精粹，更适合教学需要。
新时期以来出版过数十种当代文学史，少量是学术型的，大半是教材型的。《中国当代文学》修订本，无疑属后者。教材型的当代文学史，不追求“深刻的片面”而求观点稳妥，立论公允。像谈到“十七年”的文艺运动，谈到有争议的胡风文艺思想和顾城的诗作，作者们均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进行评价。不偏激，不趋时，不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，这均体现了作者们雍容的学者风度。对柳青等人以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的评价，也不因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政策的调整去任意褒贬。这是符合历史主义精神的。
作为一部教材，立论客观固然重要，但这不应成为四平八稳的一种借口。作为一本当代文学史，如果是人云亦云，照抄或汇编现成的结论，那这种稳妥便成了因循守旧的同义语。修订本的作者们深知更新知识、更新文艺观念的重要，故在新时期文学部分论述了大量的文学新现象。使人感到全书最有新意的是下册，尤其是90年代部分。就是80年代文学的论述，著者不仅给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许多篇幅，也给现代主义作家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；不仅大声揄扬严肃文学，同时也给通俗文学作出公正的评价。
“十七年”文学是目前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难点。《中国当代文学》修订本的作者，没采用全盘否定“十七年”文学的观点，而是正确指出从50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，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划时代的开始。这里讲的转折，一方面是指新中国的诞生给作家们巨大的鼓舞，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，同时“文革”前的文艺政策对作家们写新的人物、新的世界有整齐划一的要求，妨碍了创作风格的多样化。只要我们仔细读《中国当代文学》上卷，就不难看出“十七年”文学既有阳光灿烂的时光，也有乌云密布的时辰。
目前，无论是当代文学评论还是当代文学史研究，都流行一种宏观研究法。这种方法的确有利于作者以恢宏雄壮的意识描述共和国50年文学的行程。但这种方法如果离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，就会成为“高空作业”。《中国当代文学》修订本虽然在文艺思潮部分也运用了宏观研究法，但更多用的是微观分析法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给学生具体切实的知识，能使读者感性地了解共和国文学所走过的不平坦道路。当然，其短处是缺乏恢宏的气势且有时流于琐细。《中国当代文学》个别章节的安排便给人这种感觉。另一方面，个别史实还可弄得更准确些。如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不是如书中所说的作于庐山会谈之前，而是之后，即1959年底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抨击《海瑞罢官》时指出剧作的要害是“罢官”，固然是不实之词，但不能由此就断定“海”剧创作于庐山会议之前。
笔者认为，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由于全国学者的共同努力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第一，经过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调整，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的编写已逐步摆脱单纯对政治的依附，而向文学本体回归。
第二，对“文革”文学的研究不再停留在“空白”论上，而是努力挖掘史料，证明“文革”十年间也有不同于主流文学的非常态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。
第三，当代文学教材编写中的各种探索和精益求精——在修订中强化学术品位的创新倾向，不仅不应成为教材应求稳定的借口加以否定，而应成为当代文学史家的一种追求。文学史——尤其是当代文学史就是不断改写、重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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